提起九三学社先贤、“两弹元勋”邓稼先，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主要组织者。然而对于他的夫人许鹿希，知道的人却不是很多。许鹿希出生于1928年8月11日，是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先生的女儿，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神经解剖学专家。今天是许鹿希女士90周岁生日。在此向这位老人祝贺，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支持你！”

许鹿希1953 年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留校在解剖学教研室任教，先后被聘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并且是北京医学院较早确认的博士生指导教师之一。

许邓两家本是世交。邓稼先出身翰墨世家，他的父亲是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邓以蛰。邓以蛰是清代大书法家和篆刻家邓石如的五世孙，是杰出的美学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上个世纪30年代，邓以蛰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许德珩在北京大学法学系任教。许德珩经常同夫人劳君展到邓以蛰家做客，许老夫妇对邓稼先视如己出、非常喜爱。

   1948年，邓稼先进入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核物理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仅用了23个月就完成了题为《氘核的光致蜕变》的博士论文，1950年8月20日获得博士学位。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1953年，曾经青梅竹马的许鹿希与邓稼先结婚了，婚后他们度过了5年宁静的幸福生活。

1958年盛夏的一天，邓稼先回家比平时晚了些。草草吃过饭，沉默地坐了一会儿，他就独自上了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据许鹿希回忆说：“当时他跟我说，他要调动工作，我问他调哪儿去，他说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他也不能说。我说你给我一个信箱号码，我跟你通信，他说这不行。当时我很难过。我那时30岁，他34岁，孩子很小，我又不知道他干什么去，可是他态度很坚决，他又说他如果做好这件事，他这一生就活得很有价值。听他这么说，我当时就感觉到他已经下决心了，后来他突然又了一句，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他说这话时我哭了，我说你干吗去，做什么事情要下这个决心？虽然后来我知道他是在搞‘两弹’的研发，但当他说家里事情他都管不了，一切都托给我时，我回答了他一句，我支持你！”

此后便是长达28年的两地分离，结婚33年，在一起生活只有6年。28年的分离并没有疏离许鹿希与邓稼先夫妇间的感情，反而加深了彼此的思念与牵挂。没有许鹿希的理解与支持，长期全力承担起家庭的重任，邓稼先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从事核武器的研制事业。

攀登医学高峰

作为邓稼先妻子，许鹿希也是一名女科学家，她从来没有放弃对医学事业的热爱。多年来，她一直从事人体解剖学和神经解剖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许鹿希在神经解剖学领域内造诣颇深。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与同事们一起翻译了当时国际上颇负盛名的斯特朗（Strong）的《人类神经解剖学》一书，为促进我国神经解剖学的发展发挥了良好作用。80年代初神经免疫细胞化学方法在国际上刚刚兴起，许鹿希赴美访问学习三个月后，立即组织国内首届神经免疫细胞化学技术讲习班。她不仅邀请美国著名学者斯旺森（Swanson）到国内讲学，还亲自组织了技术示教。许鹿希的研究工作涉及针刺麻醉原理的形态学、脑对植物性神经系统的调节机制及纤维联系、脑内脏调节中枢的化学解剖构筑及多种神经递质在中枢神经内的分布及变化等多个领域。她于1978年荣获北京市科技一等奖，所著《神经解剖学》获1990年全国优秀图书二等奖，1999年获得北京医科大学“桃李奖”，先后总结发表论文数十篇，培养硕、博士数十名。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使在晚年，许鹿希还坚持参加七年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她在教学中对教学质量尤为重视，从大课讲授到实习小课都亲力亲为、从不懈怠。为提高研究生的外语水平，许鹿希克服困难，在解剖教研室率先开展了专业课英语教学，同时还坚持了对研究生的专业外语指导。在专业外语教学中充分利用录音、录相等视听教材，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因为脑神经十分复杂，是解剖学的难点，为了帮助学生掌握脑神经解剖知识，使学生立体直观地观察各部分脑神经，许鹿希亲自制作医学教具，获得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奖。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她还尤其注重对年轻教师的指导和培养。为尽快提高青年教师的专业水平和独立任教能力，许鹿希在把年轻教师推上教学第一线的同时，都给以悉心指导。对青年教师的大课讲稿逐字修改并亲自指导试讲。对实习课的准备更加具体，凡要求学生观察掌握的结构，许鹿希都亲自指导年轻教师课前一定看到并熟悉掌握。尽管课前已经充分准备，许鹿希不顾年迈的身体，上课时仍然亲自到实习室，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为他们树立典范。

同舟共济一世情

选择科学之路，必有“殉道”般的执着。习近平总书记在院士大会上称赞两院院士，评价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这句话正是邓稼先夫妇的真实写照。

邓稼先1958年赴外地工作，与许鹿希一别就是28年。在这 28 年间，许鹿希与邓稼先也曾见过几面，但因邓稼先的工作保密性质太强了，甚至许鹿希的同事都不能到她家里。

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1985年7月31日，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回京住院治疗。8月10日手术，许鹿希噙着泪水守候着。几天后，因白血球数目太低，必须中断治疗，医生建议邓稼先回家休养。由许鹿希陪着，邓稼先到地坛逛庙会，各种小吃和表演，都深深地吸引着他，一次就吃了3个春卷，3个艾窝窝。

从1985年7月31日到1986年7月29日，是许鹿希与邓稼先相处的最后的日子。结婚的33年，在一起生活只有6年。许鹿希回首往事说：“邓稼先生前一共进行了32次核试验。32次里有15次是他亲自在现场指挥。他是主要业务负责人。就我们国家而言，一个原子弹氢弹做成以后要有一个专家签字，这个签字等于向国家保证——这个弹做成功了，可以放了。这个签字是邓稼先去签，签完字后邓稼先说非常紧张，就好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万一不行就不得了，可是每次都行了。所以人家给邓稼先起了一个外号，说邓稼先是福将，可这福将真太难当了！”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终年62岁。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被人家落的太远。”当组织询问许鹿希有什么困难时，许鹿希的要求是：“请派个医疗队给基地同志们检查一次身体，他们的生活太艰苦了。”

在邓稼先逝世后，许鹿希依旧对他念念不忘。家中陈设一如既往，邓稼先的用具都标上了年代和使用日期，连他坐过的沙发上的毛巾都没换。许鹿希整理了101万字《邓稼先文集》。许鹿希是医学家，对核物理理论并不十分精通。为了整理好邓稼先生前的手稿，她反复钻研杨振宁寄来的两本英文书，从原子核、中子、链式反应等概念学起。她说：“我就像小学生开始念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那样子基础学起，但是这些事情必须要干。如果邓稼先活着，他也会把他的学术成果出版。”

许鹿希说:“爱情的最高境界是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困难的时候鼓足勇气，跨过所有过不去的坎！”（杨琴冬子）